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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中国瓷器有多牛:300年间在欧洲卖了3亿件

    发布日期:2022-09-07 16:17    点击次数:65

    1998年,一个酷爱探险的水泥厂老板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潜水时,偶然间找到了一艘古老的沉船。

    这条典型的中世纪单桅三角帆船,被命名为“黑石号”,距今已有1200多年。经过打捞出水,考古人员发现,“黑石号”上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,其中98%是陶瓷,以长沙窑瓷器最多,竟有56500件,此外还有少量越窑青瓷与北方白瓷。

    当年,“黑石号”从大唐帝国南方的港口出发,本要将这些陶瓷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,却在东南亚的海面上不幸触礁沉没,也将一段历史掩埋在深海里。

    千百年间,繁忙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不乏中国陶瓷的身影。老外口中的 “China”一词,既指中国,也指瓷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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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唐长沙窑瓷诗文壶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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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陶瓷里看中国

    火与土,唤醒了人类的“童年”。

    据考证,我国的陶器生产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。

    在原始先民的日常生活中,土给了陶器身体,火给了它生命,而人类赋予了其灵魂。天南地北之间,黄河、长江中上游以彩陶闻名;江河的下游地区有工艺精致的白陶与黑陶作为代表;东南沿海地区则以印纹硬陶著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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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新石器时代的中国陶器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陶器的产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,全球各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史前陶器遗存,但瓷器是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象征。

    在中国陶器诞生的数千年后,早期形态的原始瓷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晚期,发展至东汉,出现了最早的成熟瓷器——青瓷。

    魏晋南北朝时,瓷器的产区与规模不断扩大,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等省境内均有窑址分布,南方的青瓷一枝独秀,北方的白瓷开始崭露头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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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西晋青釉辟邪兽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到隋唐时期,形成“南青北白”的格局。

    “六大青瓷名窑”越州窑、鼎州窑、婺州窑、岳州窑、寿州窑、洪州窑名扬天下,烧造的瓷器典雅秀美。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诗句“九秋风露越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”,使青翠欲滴的釉色跃然纸上。

    在北方,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青瓷平分秋色。“茶圣”陆羽在其所著《茶经》评价南北方茶具时说:“邢瓷类银,越瓷类玉,邢瓷类雪,越瓷类冰,邢瓷白而茶色丹,越瓷青而茶色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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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“黑石号”沉船出水唐代陶瓷展览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唐代以后,中国瓷器大量远销国外,制瓷技术也随之传播海外。

    8世纪中叶,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(大食)领衔的中亚诸国联军在葱岭(帕米尔高原)以北展开了一场大战,史称“怛罗斯之战”。

    来自高句丽的唐朝名将高仙芝带兵数万孤军深入700里,与大食联军相持数日,但由于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临阵倒戈,高仙芝军阵脚大乱,最终还是败于大食联军。

    这是阿拉伯帝国与大唐王朝几次边境冲突中,唯一一次战胜安西军的战役。史载,高仙芝“七万众尽没”,大败而归。这场东西方帝国的遭遇战,以唐军失利告终,一些唐朝军民沦为俘虏,其中有一个叫杜环的文人。

    机缘巧合之下,杜环被带到底格里斯河畔的库法,并借此机会游历西亚、北非,多年后才被放回中原。

    杜环回到大唐后,将自己的经历写成《经行记》,提到了许多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活的唐朝工匠。这些工匠将中国的制瓷、织布、绘画等技术传播到了中亚、西亚,乃至地中海。他们也许和杜环一样是俘虏,又或许是跟随丝路驼铃、乘坐贸易商船来到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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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唐越窑青瓷镂空香熏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大唐不拘一格,容纳万邦,不仅通过贯通中西的“丝绸之路”传播陶瓷文化,也在烧制陶瓷的创作中引进了异域风俗。

    作为古代釉陶代表的“唐三彩”,反映了大唐开疆拓土的豪迈气势。

    唐三彩中的标志性作品多取材自西域胡商,如载乐骆驼俑,原型是往来丝绸之路的“沙漠之舟”。而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,可以在各地找寻唐三彩的踪迹,伊朗一带造出了“波斯三彩”,日本有“奈良三彩”,朝鲜半岛也仿出了“新罗三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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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唐三彩载乐骆驼俑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与此同时,来自各地的商船为了追求东方帝国的财富,纷纷在中国东南沿海登岸,与唐朝通商往来,并虚心地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。

    阿拉伯神话集《一千零一夜》中,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叫“辛巴达历险记”。

    故事中的冒险家辛巴达七次向东方远航,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苏哈尔出发,穿越马六甲海峡,进入南中国海,途中历经九死一生,经过了多个神奇瑰丽的地方,甚至和不可思议的怪物战斗,才到达陶瓷的帝国。

    辛巴达远航来到中国后,发现这里有着无尽的财宝。他在此生活多年,才满载中国陶瓷等宝物回到故国,过上国王般富足的日子。

    辛巴达的航海历险故事有不少夸张的成分,但他的原型源自于唐宋时期,大批远航来到中国的阿拉伯水手。

    那艘满载中国陶瓷的“黑石号”古沉船,何尝不是另一个“辛巴达”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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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唐长沙窑瓷器。图源/南朝子云

    在“黑石号”船商最爱的长沙窑瓷器中,可以看见其釉下彩绘凸显了中西交融的影响,既有中国风格图案与唐代诗词,也有许多阿拉伯宗教箴言与伊斯兰图案,还有来自印度佛教的纹样,书写了一部横跨东西方的地缘文化史。

    在“黑石号”沉船的一只瓷碗上,绘有凶猛的摩羯鱼,那是佛教中免灾的象征。吊诡的是,瓷碗的边缘被反常地泼洒了大片褐釉,看上去好像碗中的大鱼正在钻入乌云海浪般的釉色中,作为保护神的摩羯鱼仿佛在海浪中翻腾。

    这是工匠的意外失手,还是预示着“黑石号”的命运?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

   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,唐朝也在安史之乱后走向没落,直至灭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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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唐长沙窑褐斑贴花椰枣纹执壶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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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唐宋瓷器的变革

    唐末五代,盛产青瓷的浙江出现了一个割据政权——钱镠开创的吴越国。

    钱镠家族以文化为立世之本,重文治,行仁政,将唐代越窑瓷器传承下来。

    史书中,记载有吴越国向中原王朝供奉瓷器的数次纪录,进贡的多为越窑中工艺水平最精致的秘色瓷。在杭州出土的吴越王墓中,也发现有大量越窑瓷器,其品类繁多,端庄优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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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五代越窑秘色瓷洗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吴越国只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,钱氏家族在东南的短暂统治也不过几代而衰。但在失去权势后,钱氏并没有陷入历代君王败亡的诅咒,而是继续开枝散叶,发展成为东南望族,千年来兴旺发达,人才辈出,近现代的钱穆、钱钟书、钱学森、钱伟长等名人皆为吴越钱氏之后。

    器物是人格的反映。当各方军阀割据称雄时,钱镠以民为本,他常说:“民为社稷之本。民为贵,社稷次之,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。” 因此,千年来,钱王在江南民间一直是正面形象。

    从简洁素雅的越窑秘色瓷中,可以窥见钱王以文化为本的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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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后,一个新的王朝开创了瓷器文化的新时代。

    宋朝,是继唐朝之后,在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教育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发展的朝代。

    两宋城市经济与海外贸易的兴盛,造就了手工业的全面繁荣,也形成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空前辉煌的时期,南北窑场林立,遍地开花。目前已发现的宋代窑场遗址,遍布20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

    与唐朝陶瓷的雄浑大气不同,宋代瓷器的审美风尚,要而言之,是淡雅清秀,如淡妆美人,亭亭玉立,又如林泉隐士,高风亮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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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五代 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,陶瓷是宴会的“重要角色”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晚清学人许之衡《饮流斋说瓷》一书中谈及中国瓷器的发展脉络,说:“西哲有言:'世愈近则愈进化。’以此原则衡之华瓷,乃大不然。”

    这意思是说,历史上很多器物都是年代越近就越先进,但这个道理用在中国瓷器就不对了。在部分学者看来,宋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的巅峰,雅到了极致。

    宋瓷的凝重与古朴,与宋朝重塑君权、以文治国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。

    公元960年,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上演了“黄袍加身”的好戏,建立宋朝,是为宋太祖。

    赵匡胤的皇位看似得来容易,但宋朝建国之初并非一帆风顺,头两年就有原来后周的两个节度使起兵造反。宋太祖找来智囊赵普,问他说:“我想要平息天下兵乱,使国家长治久安,该怎么办呢?”

    赵普告诉他,晚唐以来天下大乱,都是因为藩镇过度膨胀,君弱臣强,您要治理天下,没有其他捷径,只有夺取他们的兵权,遏制地方的财政,如此才能安定天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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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太祖赵匡胤坐像。图源/ 网络

   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。他情商也很高,不久后用另一出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大戏,没收了开国将帅的兵权。从“杯酒释兵权”起,宋朝走上了加强皇权、削弱地方的道路,并且重文轻武,优待文臣,以此确保政权的稳固。

    据说,在宫中的一块石碑上,还刻有赵匡胤确立的国策“本朝不杀士大夫”。

    文人士大夫在宋朝政治、经济地位极高,他们深厚的人文素养与趋于天然纯净的审美情趣,也融入到清新典雅的宋瓷中。

    因此,宋瓷与宋画一样,崇尚人文,歌颂自然。这在宋画中的表现是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浑然天成,在瓷器上的体现就是汝窑的天光山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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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 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(局部)。图源/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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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宋瓷的风采

    宋瓷,以“汝窑为魁”(南宋叶窴《坦斋笔衡》),汝窑瓷器在宋代文人笔记中被屡屡提及,奉为神韵之器,号称青瓷之首。后世更是有一句话:“纵有家产万贯,不如汝窑一件。”

    汝窑的传世品极少,以盆、洗为主,每次出现在拍卖会,都会被拍出天价。

    汝窑瓷的胎色与釉色,与其他青瓷有所不同,汝窑的胎色往往呈香灰色,釉面则是淡淡的天青色。

    “雨过天青云破处,这般颜色做将来”。天青色,是“天”的本色,也就是“道”的本色。因此,就连朝廷设置的官窑,也经常借鉴汝窑所确立的审美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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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北宋汝窑天青釉纸槌瓶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汝窑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位居榜首,其后为官窑、哥窑、定窑、钧窑。

    顾名思义,官窑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,代表皇家标准。

    宋徽宗在位时(1100年-1126年),朝廷在汴京(今河南开封)设置官窑。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文艺的皇帝,擅长诗文书画,好古成癖,而且十分青睐道教,自称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,宠信道教方士,崇尚清静无为。于是,官窑为了满足这位“道君”的审美趣味,追求自然本色,其瓷器釉色参考了汝窑的天青色,造型多仿商周的青铜器与玉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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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 赵佶《文会图》。图源/网络

    然而,好景不长。靖康之变中,大宋王朝损失惨重,不仅宋徽宗、宋钦宗两个皇帝被俘虏,就连“官吏、内人、内侍、技艺、工匠、倡优,府库蓄积“也为之一空,图书典籍与宫廷礼器都被搜刮走了,官窑器物也惨遭毁散。

    这让南渡的朝廷很头疼,礼器没了,一系列祭祀活动就无法展开。宋高宗可以不要父亲和哥哥,但是没有这些象征性的政治活动,就无法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。

    建炎四年(1130年),在海上漂泊数月的宋高宗登岸后,赶紧命人在越州(今浙江绍兴)重启已然衰败的越窑,烧制瓷礼器,以替代被金人掳走的器物,宣布自己才是堂堂正正继承大宋正朔的朝廷。

    之后,南宋朝廷“袭故京遗制”,在临安(今浙江杭州)重新设立官窑。随朝廷迁移的官窑,见证了山河破碎、宋室南迁的辛酸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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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南宋官窑青瓷菱花式洗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有别于官窑迁徙的曲折动荡,哥窑则留下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。

    三亚新楼盘 255, 255); visibility: visible;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overflow-wrap: break-word;">哥窑不见于宋人文献记载,直到明代才被列入宋代名窑,而且名字也取得很随意,据说是宋代处州龙泉县有对制瓷的兄弟,各自创业开了一个窑,哥哥所主持的就叫“哥窑”,弟弟开办的就叫“弟窑”。

    也有一说,哥窑的名称由来是个谐音梗,哥窑也是一种“官窑”,因为时人不懂江浙方言,将“官窑洞”误认为“哥哥洞”,以讹传讹,将其简称为“哥窑”,后来人们再杜撰出一个“弟窑”。

    关于哥窑的产地和烧造年代,至今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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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南宋哥窑青瓷葵口盘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哥窑的主要器具有贯耳瓶、鱼耳炉、五足洗及各类盘、碗等。其突出特点,在于一种自然天成的“缺陷美”,即在烧成过程中特意留下的 “开片”,其深浅相间如“金丝铁线”,却因病成妍,造型古朴。

    哥窑的这一特点也有个来历。

    据说,章氏兄弟当年在一起烧造制瓷器时,本来烧窑时日将满,弟弟却不慎将几桶凉水浇到窑中。瓷器烧造非常讲究,因为瓷胎与瓷釉遇火会收缩,这时候如果胎和釉的收缩比例不一样,就会产生裂纹。

    章氏兄弟的这一失误,使原本应该表面光滑的瓷器烧出来后布满裂纹,他们本以为是残次品,没想到拿到市场上出售时,这些裂纹造就的非常之美反而得到顾客的喜爱,瓷器很快抢购一空,从此奠定了哥窑的江湖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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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南宋哥窑青瓷系耳三足炉。独特的釉面开片是哥窑瓷器的重要特征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定窑是继唐代邢窑之后兴起的河北名窑,产品以白瓷为主,其韵致如“雪满山中高士卧,月明林下美人来”。定窑的白瓷釉面多见流淌痕,俗称“泪痕”,如美人落泪,让人觉得凄美动人,这也像定窑的命运。

    靖康之变后,金人占领了北方地区,定窑经历战争创伤,生产停滞,大批工匠南逃,将优秀的工艺传到南方景德镇等地。随着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,留在北方的定窑工人也重启生产,为满足金人的需求,由淡雅向世俗转化,发展到元代走向衰落,精细恶产品绝迹,仅生产一些日用的粗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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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代定窑白釉孩儿枕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州市,与其他四大窑不同,钧窑瓷器重在绚丽多彩,在天青的底色上加以铜红着色,宛如蓝天晚霞。

    钧窑从北宋一直烧到元代,并向四周扩展,南起河南,北至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,形成一个遍及华北的庞大钧窑系。

    除了五大名窑外,两宋名窑如群星闪耀,分布在大江南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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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金钧窑天青釉紫斑如意枕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北方青瓷以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为翘楚,其精品可与越窑秘色瓷相媲美;河北的磁州窑是宋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,风格活泼粗犷;浙江的龙泉窑将青瓷的烧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;福建建安的建窑受宋人饮茶、斗茶之风影响,生产的茶盏广泛流行,成为御贡之品。

    此外,江西景德镇开始烧制一种青白瓷,其釉色青中显白,兼具青瓷与白瓷之美,温润如玉。浮梁县景德镇一带擅长制瓷,这个地名是以宋真宗年号“景德”赐的名,多年后,这里将会成为中国的“瓷都”。

    美国学者威尔·杜兰说,宋代是中国的“文艺复兴”时代。

    宋瓷蕴含的韵味、意境与情趣,映射出大宋的风采,也随宋朝国运流离转徙,随宋人的海上贸易走向世界各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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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南宋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六棱执壶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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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宋瓷,漂洋过海来看你

    唐宋时期,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与当地名窑出产的瓷器有着紧密联系。

    唐代的越窑青瓷是最早畅销海外的中国外销瓷之一,其中部分原因得益于扬州这座商业城市的兴起。

    越窑青瓷鼎盛时,扬州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商会,集结了来自新罗、日本、波斯(伊朗)、大食(阿拉伯)等国的数以千计的商人,日本遣唐使访华也多从扬州上岸,或以此为归国的起航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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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越窑青瓷盏托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到了宋代,越窑衰落,龙泉窑开始兴盛,明州港(今浙江宁波)成为江浙瓷器外销的首选港口,吴越之地“航海所入,岁贡百万”。吴越国归顺北宋后,宋朝设两浙路市舶司,管理杭州、明州的市舶事务。

    史载,宋代的明州可以制造出载重万石的大船,为全国造船业之首。宋徽宗在位时,派徐兢出使高丽,命人在明州造了两艘大船,称为“神舟”,换算一下,载重约300多吨。这两艘船到达高丽时,把高丽人吓得够呛,他们在岸边驻足观望,欢呼赞叹。

    从明州出发的龙泉窑瓷器,遍布东南亚、中东、印度半岛和非洲东海岸。近年来在非洲发现的中国古瓷中,龙泉窑瓷器的数量仅次于后来的青花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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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龙泉窑青釉双鱼洗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宋元时期,东南沿海的另一座世界级港口是泉州港。

    泉州地处台湾海峡西岸,海岸线上可停靠船只的天然避风港多达几十处,号称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,被誉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,至今仍有不少古码头遗存。

    宋元时期,从泉州港出发的船只,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,中国的瓷器、茶叶、丝绸等都是抢手货。

    随着海内外文化的交融,宋代,“明心见性,立地成佛”的禅宗与清静无为的道教也受到统治者及文士的青睐,形成儒、释、道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。

    当时,有种观念叫“禅茶一味”,儒者与僧道往来频繁,一同饮茶、赋诗、论禅、观景。

    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曾与黄庭坚同去江西拜访老友佛印和尚,三人在月夜乘坐小舟随波逐流,快意平生,以至后人将他们“月夜泛舟”“莲塘夜饮” 的逸事作为陶瓷、书画的创作题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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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建窑黑釉兔毫盏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由于茶文化的兴起,一种新釉色的茶器应运而生,即黑釉茶盏。其中,江西的吉州窑丰富多姿,所烧造的黑釉盏素有“吉州天目”之称。

    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,深受宋朝茶文化的影响。南宋时,日本的荣西禅师从浙江带茶籽回到日本,学着中国僧人在禅寺院内种植茶树,并将宋朝的饮茶方式介绍给日本,发展成为独特的日本茶道。

    日本人不仅将中国饮茶风尚引入国内,还极其钟爱宋代的黑釉茶盏,将其成为“天目瓷”,奉为至宝,深刻影响日本陶瓷艺术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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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宋吉州窑黑釉叶纹碗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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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元青花,雅俗共赏

   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,一艘帆船从当时的国际大港口泉州驶出,开始国际远航,南下爪哇后,它将渡过印度洋,前往目的地波斯。

    船上载着远嫁伊利汗国的阔阔真公主,以及护送其出嫁的三名专使。此外,还有来自意大利的旅行者马可·波罗,他要乘坐这趟航船返乡,结束在中国长达17年的生活。

    泉州港也称”刺桐港”。相传,五代十国时有位节度使为了扩建泉州的城廓,在城内种满了刺桐树,每到花开时,满城红红火火,风光如画。马可·波罗后来回忆说:“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。大批商人云集这里,货物堆积如山,的确难以想象。”

    马可·波罗不但在这里亲眼目睹了刺桐花开的盛景,还见证了中国的瓷器运销至世界各地。多年后,他的回忆录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在欧洲成为畅销书,书中对中国的描写,使西方人相信遥远的东方是一个财富取之不尽的聚宝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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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马可·波罗旅行路线图。图源/锦绣人文地理 

    然而,宋元海上贸易的繁荣,并非上天所赐,而是来自于中国人扬帆出海的勤劳勇敢。

    在马可·波罗最后一次望向泉州港的40年后,年方弱冠的南昌人汪大渊来到泉州,乘坐商船出海远航。

    汪大渊从小胸怀大志,但他走的不是传统士大夫读书仕进的道路,而是志在考察世界。在泉州,汪大渊看到了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在码头交谈,看到了琳琅满目的中国瓷器被运上船舱。这激起了这名江西青年的好奇心,他想去看看,海的对面是什么。

    在这次航行中,20岁的汪大渊从泉州经海南岛、占城、马六甲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、缅甸、印度、波斯、阿拉伯、埃及,再横渡地中海,到达北非的摩洛哥,之后返回中国,航迹遍布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、北非、印度洋与地中海。

    第一次航行历时4年,直到元统二年(1334年),汪大渊才返回泉州。休整三年后,汪大渊不顾世俗的偏见,再次冒险出海,游历了阿拉伯海、波斯湾、红海等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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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胆式瓶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汪大渊回国后,将两次远航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记录写成《岛夷志略》,后世学者将他称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。

    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的一大贡献,是详尽地记载了宋元中国陶瓷外销的路线,以及外销瓷器的品种。据书中所载,当时运往中东与北非的瓷器,除了传统的青瓷与青白瓷之外,还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“青白花器”。

    有专家认为,汪大渊记载的这种瓷器,就是青花瓷。

    青花瓷是用钴料在瓷胎上描绘纹样,施釉烧成后呈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,最早在唐代的河南巩县窑中已经出现,在元代发展成熟。

    若与宋瓷相比,元青花可说是一种“世俗化”的产物。

    青花瓷的蓝白二色,符合蒙古贵族的审美情趣。

    元朝“国俗尚白”,蒙古民族向来以白色为尊,九斿白纛(dào,古代军队里的大旗)就是蒙古帝国至高权力的象征。马可·波罗也回忆说,他在中国期间,每逢喜庆节日,蒙古贵族都要身穿白袍,互相赠送白色的礼物。

    蓝色也是蒙古人喜爱的颜色。元朝的宫殿常以蓝色琉璃瓦为装饰,“瓦滑琉璃,与天一色”,这让他们联想到辽阔草原上的蓝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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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内蒙古成吉思汗陵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 

    前文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,基本上都是单色釉或“窑变”,有些单色釉上带有少量的刻画,定窑的白是一种纯粹的奶白,汝窑的青是天青雨过的青。宋瓷平淡自然,儒雅内敛,仿佛能将世间广阔收入其中,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,颇具禅意。

    文人美学造就了宋瓷的单色釉时代,蒙古人入主中原后,欣赏不了宋代的文人美学。元青花弃雅入俗,开辟了中国瓷器的另一条道路。

     

    自元代开始,一种华丽富贵、通俗直白的艺术风尚在瓷器工艺中广为运用,而不再追求如玉一般含蓄温润的釉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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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元青花龙纹梅瓶,湖北省博物馆藏。图源/南朝子云

    元代瓷器上的装饰不像宋瓷一样多用“塑”和“刻”的方式,而是变成“画”的方式。钴料对于青花瓷而言,相当于纸上作画所用的墨。蒙古贵族还嫌国产钴料不够鲜艳明丽,下令使用来自中东的进口钴料,称为“苏麻离青”。

    青花瓷上的图案,无论是龙凤、麒麟、如意、牡丹等吉祥纹饰,还是山水、人物、花鸟,都一目了然。工匠们还将老百姓喜欢的历史故事“画”在瓷器上,青花瓷上呈现出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“周亚夫屯细柳营”“文姬归汉”“三顾茅庐”“尉迟恭救主”等耳熟能详的典故。

    元青花盛行后,上至君王,下至百姓,都能在瓷器上感受一种开放、直观的“美感”,堪称雅俗共赏。

    为了推动元青花的生产,元朝在景德镇设立“浮梁瓷局”,专门负责烧造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。这一决定改变了景德镇在陶瓷行业的地位。

    景德镇因为陆路交通不便,受宋末元初战乱的打击较小,此时还聚集南北各地逃亡至此的工匠,集中了人才、技术、原料等多种优势,又不断吸收外来技艺。

    于是,景德镇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,异军突起,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,”四方远近,挟其技能以食力者,莫不趋之如鹜“。但凡有点技术的陶瓷工匠,纷纷来到景德镇谋生,而他们生产的瓷器行遍天下。

   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,对外贸易极其开放。据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记载,当时我国有50多个主要的瓷器输出地,包括今日本、菲律宾、印度、越南、伊朗等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及北非的国家和地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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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元青花四爱图梅瓶,湖北省博物馆藏。图源/南朝子云

    中国现存元青花的数量较少。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最有名的地方,是伊朗的阿迪比尔陵清真寺,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。

    其中,阿迪比尔陵清真寺是收藏中国瓷器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,藏有28件元青花瓷器。

    据伊朗文献记载,这些瓷器来自伊利汗国。

    伊利汗国的创建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。1259年,当旭烈兀的西征大军征服阿拉伯帝国时,从中原传来蒙古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。旭烈兀本想停止西征,率领蒙古大军班师回朝,但不久后,他就听说忽必烈已经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汗位。旭烈兀只好留在西亚,遣使拥护忽必烈,并接受忽必烈的册封。伊利汗国作为元朝的宗藩,统治阿姆河直至叙利亚之间疆土。

    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后,伊利汗国也走向覆灭,宫廷中的元青花落入新任的伊朗国王手中,辗转来到了阿迪比尔陵清真寺,被收藏至今。

    王朝兴替不过如过眼烟云,世界文化、宗教信仰、民族交融的沧桑变幻却被铭刻到元青花中,在海外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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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,河北省博物馆藏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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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永乐大帝的瓷塔

    明朝永乐年间(1403-1424年),明成祖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来皇位后,经常内不自安。据说,靖难之役结束后,建文帝没有死,而是躲过乱军的追捕,逃往海外。为了寻找侄子的下落,朱棣命郑和多次率领船队出海,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希世壮举。

    建文帝的下落,早已成为千古之谜。郑和下西洋的实际意义,更多是为了扬国威,开拓朝贡贸易路线,扩大明朝对亚洲,乃至东非诸国的影响。郑和船队横渡阿拉伯海,到达东非沿岸时,比后来西方航海家达·伽马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早了80年。

    从永乐到宣德年间,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,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,七次下西洋,向沿途各国展现中国的实力。中国瓷器沿着这条陶瓷之路,来到遥远的东非之地。

    郑和的随从费信在其所著《星槎胜览》中,提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布拉瓦等地都在使用瓷器,中国陶瓷在那里是重要的商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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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明永乐青花波涛龙纹爵杯盘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     

    永乐朝的另一件盛事,是朱棣为纪念他的父母,在南京大报恩寺修建了一座“瓷塔”。

    朱棣将宝塔命名为大报恩寺塔,在碑文中盛赞自己的父母明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,上报父皇母后之恩,下为黎民百姓祈福。

    南京大报恩寺塔的修建耗时19年,花费白银255万两,动用工匠10万余人。塔身全部用瓷砖和五色琉璃瓦砌造,晶莹剔透,地面上铺设了青花瓷地砖,塔高约28米,相当于二十几层楼高。风一吹过,塔顶和每座飞檐下的风铃就会奏响。

    这座规模宏大的瓷塔,名义上是纪念朱棣的父母,实际上也是为了向天下人显示朱棣的正统地位。还有人认为,朱棣的生母并非马皇后,而是另有其人,修建此塔也是朱棣对生母的告慰。

    从明代到晚清,每一个到南京的人都会被大报恩寺塔深深震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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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明清时期,欧洲画家绘制的大报恩寺塔。图源/网络

    在钟山脚下,或江上渔舟,抬头都可以看见这座陶瓷组成的宝塔。夜晚佛塔燃灯,100名僧人轮流值班,添油剪芯,一年耗油数万斤,光亮普照大地,白天则“五色琉璃照耀云日”,数十里外亦可见。

    西方人将大报恩寺塔视为中国文明的象征,称它为“南京瓷塔”,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无论是在荷兰画家的画作,还是在安徒生的童话中,都能找到瓷塔的身影。安徒生童话中有一则故事,写一个名叫“东风”的少年,刚从中国飞回来,他这样告诉风的母亲:“我刚从中国来,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,把所有的钟声弄得叮当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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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16世纪贝里尼油画作品《诸神之宴》中,罗马众神用的是中国青花瓷。图源/网络

    东风席卷西方之时,从明至清,皇权高度集中,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如同主人和奴婢,使整个中国犹如封闭的“大农村”,一些工匠被编入匠籍,终生为官家劳动,海上贸易受到遏制,一度“寸板不许下海”,只许官商贸易。

    器物是一个时代的风貌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瓷器自然无法“返俗为雅”。

    明初,依然是“青花一统天下”,永乐、宣德青花瓷器被后人推为明代青花瓷之冠。

    明朝中期后,出现了五彩瓷,造型繁多,画风朴拙;成化年间的斗彩瓷器争奇斗艳,画工精细;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是明朝瓷器一次“仿古”的尝试,以永乐、宣德年间的鲜红、霁青、甜白釉瓷为三大名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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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明成化斗彩鸡缸杯。图源/ 台北故宫博物院

    到了明末清初,社会动荡,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,关外的满族人坐收渔利,入主中原,瓷器也在此时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转型期。

    由于战乱,工匠们拿不到朝廷的订单,都转而去烧造民用瓷,画外销瓷。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较少使用龙、凤、缠枝花卉等官窑瓷器常见的富贵吉祥图案,代之以山水、花鸟、戏曲小说和神话传说等等,出现了诗、书、画、印相结合的画面。

    乱世中孕育思想,瓷器的变化也象征当时世人的彷徨与思考。

    明末清初,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横空出世,宣扬人本主义思想,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。黄宗羲喊出,“天下为主,君为客”,他主张以“天下之法”取代帝王“一家之法”,认为“天下之治乱,不在一姓之兴亡,而在万民之忧乐”。

    然而,清朝沿袭明制,思想启蒙随着清朝的一统再度转瞬即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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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图凤尾尊。图源/ 图虫创意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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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东方瓷塔的毁灭

    清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年届花甲的督陶官唐英接到乾隆皇帝的旨意,在景德镇烧制一件特殊的瓷器。

    这件瓷器将集合全国各地、历朝历代各大名窑的烧造工艺,将各种釉彩集于一身,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达15层之多,名为“各种釉彩大瓶”,享有“瓷母”的美誉。

    从烧造工艺上看,这些釉彩中,有的是高温釉彩,如青花、仿官釉、仿汝釉、仿哥釉等,需先焙烧,有的是低温釉彩,如粉彩、珐琅彩、金彩等,需后焙烧。如此复杂的工艺只有在熟练掌握各种釉彩特点的情况下才能实现,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,堪称鬼斧神工。

    尽管“瓷母”的烧制,更多是出于乾隆帝的“矫情”,但其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审美意义,并非简单的堆砌和炫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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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。图源/故宫博物院

    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盛世。这件凝结各地工匠心血的瓷之重器,表明乾隆朝国力鼎盛、海内升平,延续数千年的中国瓷器已经登峰造极。

    正因如此,各种釉彩大瓶如今被摆放在故宫瓷器馆的中心位置,其体量之巨大、釉彩之丰富、装饰之华丽,足以吸引每一个游客驻足观赏,为之赞叹。

    有清一代,中国陶瓷继续销往国外。伴随着欧、亚、非、美各国商船的来来往往,中国瓷器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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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 王致诚《陶冶图卷》(局部),此卷描绘了清代制瓷工序中的凿土、炼土、造匣钵、修胎、施釉、画彩等情景。图源/网络

    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,最爱穿中国丝绸,用中国瓷器,使欧洲各国贵族不断效仿。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十分奢靡,他常在凡尔赛宫设宴酬宾,精美的中国瓷器给法国皇室撑足了面子。

    学者孙机考证,从16世纪到18世纪,中国远销欧洲的瓷器达3亿件。数据显示,仅在18世纪初,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有2500万至3000万件的瓷器订单。

    法国、荷兰、丹麦、瑞典等国都在广州设立了贸易站。欧洲人将中国瓷器视为时髦的高科技产品,从烟斗到拐杖头,再到各种陈设器具,都专门请景德镇的工匠订做,再远渡重洋运到欧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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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乾隆粉彩百鹿尊。图源/摄图网©

    清代的中国外销瓷上,经常描绘西方的各类历史事件和流行文化。

    老外拿着当时风靡欧洲的洛可可纹饰、绘画来中国订制瓷器,甚至连西方政治事件、奇人异事都在中国瓷器上保留下来,而盛行西方的珐琅工艺在中国演化成了珐琅彩瓷器。

    中世纪时,欧洲人向往东方的财富,经过无数次冒险,开辟出通往东方的航线。15世纪末,葡萄牙的船队到达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的海域,绕过了非洲最南端的风暴角。船队经过风暴角时经常遇到狂风大作,巨浪滔天,但这一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吉利,葡萄牙国王将其命名为“好望角”。

    后来,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上的伟大事件,荷兰东印度公司于雍正至乾隆年间,在景德镇订制了绘有“发现好望角”图案的盘子。不过,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段历史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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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代外销瓷,爱尔兰定制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瓷韵中,蕴藏着国运。

    当清朝工匠在瓷器留下西方文化的踪迹时,中国却与西方世界背道而驰。

    乾隆帝在位时,下令广州一口通商,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十三行。这一做法,实际上是一种倒退,标志着清朝的封闭。

    18世纪后,“广彩”瓷器的作坊遍布在珠江两岸,订购量仍急剧上升。

    “广彩”瓷器由五彩瓷和粉彩瓷发展而来,类似于在瓷器上创作油画,品种多为实用的日常用品。一些商人从景德镇买来白瓷,运到广州,另外雇工匠仿造西洋画法,画出外国人喜欢的纹样,出售到欧洲。随着“广彩”瓷器大受欢迎,景德镇许多画釉上粉彩的工匠也纷纷搬到广州,

    “广彩”是中国古代瓷器史的最后一站。至此,大清帝国已经悄然走向没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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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代金胎内填画珐琅西洋仕女执壶、杯、盘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当时,欧洲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,导致对华贸易严重入超,大量金属货币外流。这在一些重商主义人士看来,是对他们国家经济的损害。一个17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抱怨说,从亚洲进口货物,“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,而且以我国国库购入时,这个现象更为严重”。

    于是,西方和大清打起了“贸易战”。

    工业革命后,随着西方各国熟练掌握了制瓷技术,并且在工厂进行流水线生产,中国瓷器的垄断地位被打破,不再是高端的稀缺品。仅仅不到200年,欧洲就出现了多家知名制瓷公司,在世界市场崭露头角,如德国的梅森(Meissen)、英国的韦奇伍德(Wedgewood)、法国的塞夫勒(Sevres)等,中国瓷器出口开始走向衰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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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广彩瓷器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到达北京。他们以给乾隆皇帝补贺八十大寿为名,实为请求增加通商口岸,开拓中国市场。

    马戛尔尼此次前来,还带来一些工业革命的最新发明成果作为寿礼,共计600多箱,随行人员也多有科技、医学、航海等方面的人才。英国人赠送的天文仪器,被收藏在乾隆建造的天文馆,该馆是中国最早的天文馆,后来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。

    然而,这些都不是乾隆关心的,初见马戛尔尼,他纠结的是对方应该以怎样的礼仪朝见。照理说,外国使者前来“纳贡称臣”,就该行跪拜礼。

    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膝跪行礼,表明大英帝国与大清居于同等地位,这让乾隆十分不满。最后,马戛尔尼没能完成任务,失望地踏上归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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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代广州十三行风景油画。图源/网络

    中国古代瓷器的辉煌历程,始于开放包容,终于闭关锁国。

    那座由明朝永乐大帝下令修造的南京瓷塔,在几百年间震惊了无数外国人,其故事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,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。当时的中国,曾是全世界仰慕的泱泱大国。

    鸦片战争后,近代中国遭遇内忧外患,深陷亡国危机。1856年,大报恩寺塔在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毁于一旦,只剩下残砖片瓦。

    人间,再无瓷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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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▲清乾隆霁青描金粉彩游鱼转心瓶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
    参考文献:

    冯先铭:《中国陶瓷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

    叶喆民:《中国陶瓷史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6

    吕成龙,杨静荣:《故宫陶瓷精华》,紫禁城出版社,2008

    吴战垒:《图说中国陶瓷史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9

    郑云云:《瓷上文化:东西方造物观的神秘链接》,江西美术出版社,2017

    涂睿明:《捡来的瓷器史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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